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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鑫培《定军山》戏曲演出的戏装照，早年间在民间广为传播，有很多戏迷收藏。《中国电影发展史》把京剧《定军山》“谭鑫培黄忠扮相”戏装照误当成电影剧照。
《定军山》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自摄的电影，也是中国第一次尝试拍摄的影片。该片于1905年12月28日在中国（清朝）上映，由“谭派”京剧创始人谭鑫培扮演主角黄忠，导演任庆泰，摄影刘仲伦。
影片以取自《三国演义》第70和71回讲述定军山之战的传统京剧定军山为题材，拍摄了“请缨”、“舞刀”、“交锋”等场景。影片利用阳光在北京丰泰照相馆中院的露天场地上拍摄（今南新华街小学原址），共摄三日，录制影片黑白三本，并在大观楼影戏园放映。
诞生过程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及大观楼影戏园老板任庆泰痛感“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动了自己拍片的念头。适逢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60寿辰，对此对任庆泰的想法表示支持。于是任庆泰从东郊民巷祁罗孚洋行购买到一架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和14卷胶片，由丰泰照相馆照相技师刘仲伦负责操作机器，删去唱念，着重表演，利用日光在露天拍摄了谭鑫培表演京剧《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的三个片段，成为中国最早的一部无声戏曲记录短片，谭鑫培也成为中国第一位涉足影坛的表演艺术家。
《定军山》是一部纯粹的戏曲纪录片，在当时非常符合观众的欣赏需求。影片上映后受到热烈欢迎，曾出现万人空巷盛况。对于中国的电影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意义。1
存在性待定
关于《定军山》是否存在，其是否真的是中国第一部电影，一直存在很大争议，目前肯定一方的说法都是源自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叙述，但原始资料俱已湮灭，后代学者多有企图重寻线索者，均无功而返。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德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镇曾对《定军山》的真伪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梳理。本文下述内容将结合黄德泉在2005年5月12日于《南方周末》投稿的“质疑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及李镇在《当代电影》2025年第1期投稿的“模糊史料的盖然性研判——以《定军山》相关文献研究为例”加以论述。
李镇的研究
《会仙电影之特色》
1912年10月31日，署名“泉”的作者在《盛京时报》发表《会仙电影之特色》。这是李镇所查询到的最早有关谭鑫培电影的一则文献：
北门里会仙茶园近日所演之电影戏颇受各界欢迎 缘其中出色处不可胜指 如北京谭叫天2之天水关 上海名妓之歌舞 江苏妓女之赛船等片 均皆惟妙惟肖活动如生 所缺者惟影中人不能言语 耳闻该园主近又租到俄国最近虚无党之战争及黑龙江上游之山水各片 亦近今电影中当首屈一指者也。3
这则史料谈到谭鑫培的京剧被拍成电影。“活动如生 所缺者惟影中人不能言语”符合早期无声电影的特点。其中谈到的谭鑫培电影不是《定军山》，而是《天水关》。此外，文中提到“上海名妓之歌舞”“江苏妓女之赛船”等均不像电影片名，而更像是内容的描述，遂可大致推断《天水关》有可能也不是影片的名字，而是作者凭记忆对影像内容做出的判断。
作者看到谭鑫培“电影戏”的时间是1912年，地点在沈阳市北门里“会仙茶园”，消息中并未透露影片的来源。谭鑫培此前未去过沈阳，所以电影并非在沈阳拍摄，说明此片的出现时间更早。
《梨园佳话 旧剧摄成影戏远自谭鑫培俞菊笙》
据李镇所知最早直接提到《定军山》电影的史料是1935年北京《益世报》上一篇作者署名“梨园董狐”的文章《梨园佳话 旧剧摄成影戏远自谭鑫培俞菊笙》（以下简称“梨园董狐版”）
自有声影片发明，雪艳琴谭富英摄为四郎探母后，一时多人主张旧剧应摄成电影，以资永远保存其特有艺术，说者谓旧剧摄为电影，始自畹华之春香闹学，暨虞姬舞剑，与夫杨小楼之挑滑车，实则远在谭鑫培俞菊笙时代即有矣。
吴明泉万子和二人为我言，当清末伊等经营大栅栏大观楼电影时，为北京初创电影之阶，一时轰动听闻，获利甚丰，曾摄时事，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颇眩一时，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多半出定军山，不带斩渊，其中请缨，舞刀交锋，谭氏精神抖擞，刀光如雪，诚具老将黄忠风度，又尝摄俞菊笙之艳阳楼打出手，五花八门，备亟可观，曾映吉祥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今此片尚存，惟不知落于谁手，若翻制新片出演，洵称名贵，大足慰一般谭迷之望，微闻谭初灌留声机时，即二人所介绍，计灌十二面，仅送银千余两，无近日巨额代价云。4
此文不仅提到谭鑫培《定军山》和俞菊笙的《艳阳楼》等被拍成了电影，还有“曾映吉祥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的放映简况，说明影片有过不止一次公映。拍摄内容是谭鑫培的多半出《定军山》“不带斩渊，其中请缨，舞刀交锋”和俞菊笙的《艳阳楼》中的“打出手”。此消息并非道听途说，而是写明了消息的来源，吴明泉和万子和是《定军山》等拍成电影的亲历者，“为我言”即他们亲口告诉了“梨园董狐”。吴明泉、万子和这对老搭档是戏剧界闻人。在早期梨园行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他们与谭鑫培有过交往，与梅兰芳、程砚秋等也有过多次合作。文中提到二人也是谭鑫培录制留声机唱片的介绍者。“梨园董狐版”还谈到了一些与电影有关的事件，比如当时摄制过新闻时事电影《裕隆太后出殡》（实则为《隆裕太后出殡》）等片。
这则史料与其他史料有矛盾之处。比如：1935年5月17日，《京报》一则题为《大观楼扩充》的消息中，提到“大观楼影院由华乐主人万子和等接办”，5“梨园董狐”却说二人是清末就经营大观楼；再比如，文中有“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多半出定军山······”的说法，从这个“后”这个字推断，《定军山》《艳阳楼》的拍摄在《裕隆太后出殡》之后，即1913年之后。这与后来一些史料记载的时间有较大出入。
“梨园董狐版”后来被转载过多次，文字发生了不少变化，目前李镇查到如下版本：
- 【葆定版】1938年署名“葆定”的作者在《锡报》发表了《旧剧影片始于谭余》一文：
自国片初行有声，雪艳琴，谭富英摄为「四郎探母」后，当时曾有多人主张旧剧，应摄成电影，以资永远保存其特有艺术，而近如「四潘金莲」「楚霸王」诸片之影剧合流者，亦已数见不鲜，说者谓旧剧摄制电影，始自梅畹华之「春香闹学」暨虞姬舞剑，与夫杨小楼之「挑滑车」，实则远在谭鑫培，俞菊笙时代即有矣。
昨与平友某剧家偶谈及此，据言：当清末时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映演，此实为北平初创电影之阶，一时轰动听闻，获利甚丰，其时曾摄时事新闻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颇炫一时，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多半出「定军山」不带斩渊；其中请缨，舞刀，交锋各场面，谭氏精神抖擞，刀光如雪，诚具老将黄忠风度，又尝摄俞菊笙之「艳阳楼」打出手，五花八门，备极可观，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今此片尚存，惟不知落于谁手；若制新片出演，洵属名贵非常，足慰一般谭迷渴望也。6
此文在“梨园董狐版”的基础上修改了几处细节，比如把吴明泉和万子和的名字隐去，以“平友某剧家”代替，也删掉了关于灌制唱片的内容；还将“当清末伊等经营大栅栏大观楼电影时”改为“当清末时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映演”，等于修正了吴明泉和万子和作为影片拍摄者的歧义。
- 【无名氏版】刊登在上海《电影》周刊1938年第14期的《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以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该文章并无署名，这个版本是现在较多被引用的一版，还一度被认为是关于谭鑫培《定军山》电影最早的文献记录。原文内容如下：
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 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
自国片初行有声，雪艳琴，谭富英摄为《四郎探母》后，说者谓旧剧摄制电影，始自梅畹华之《春香闹学》暨《虞姬舞剑》，与夫杨小楼之《挑华车》，实则远在谭鑫培，俞菊笙时代即有矣。
据某剧家言：当清末时，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映演，此实为北平初创电影之阶，一时耸动听闻，获利甚丰。其时曾摄时事新闻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颇炫一时，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各场面。又曾摄俞菊笙之《艳阳楼》打出手，五花八门，备极可观，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今此片不知落于谁手矣。
此文没有作者署名，与“葆定”版很像，只是更简短一些，比如把“平友某剧家”缩写为“某剧家”。如果看过之前的版本，就知道“某剧家”是从“梨园董狐版”里的吴明泉与万子和改写而来的，而不是有些史家推测的吴震修。文章标题提到“三十年前”，以发表时间1938年计算，三十年以前是1908年。
- 【吴幻荪版】1942年，署名“吴幻荪”的作者在《晨报》发表文章《旧剧摄成影戏远自谭鑫培俞菊笙》：
自燕京公司，摄制旧剧「孔雀东南飞」轰动一时，关于电影取材旧剧，一时多人主张旧剧应摄成电影，以资永远保存其特有艺术，说者谓旧剧摄为电影，始自梅畹华之春香闹学，暨虞姬舞剑，与夫杨小楼之挑滑车，实则远在谭鑫培俞菊笙时代即有矣。
据戏界闻人万子和氏为我言，当清末伊等经营大栅栏大观楼电影时，为北京初创电影之阶，一时轰动听闻，获利甚丰，曾摄时事，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颇眩一时，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多半出定军山，不带斩渊，其中请缨，舞刀交锋，谭氏精神抖擞，刀光如雪，诚具老将黄忠风度，又尝摄俞菊笙之艳阳楼打出手，五花八门，备亟可观，曾映吉祥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今此片尚存，惟不知落于谁手，若翻制新片出演，洵称名贵，大足慰一般谭迷之望，微闻谭初灌留声机时，即万氏所介绍，计灌十二面，仅送银千余两，及车马一辆，无近日巨额代价云。7
此版本的标题与“梨园董狐版”相同，主要内容的提法也很相似，但文章将叙事由头从“自有声影片发明，雪艳琴谭富英摄为四郎探母”改为“自燕京公司，摄制旧剧「孔雀东南飞」”；并单单把吴明泉的名字隐去，只提“戏界闻人万子和氏”；另外，将灌制唱片的代价加上了“车马一辆”。
- 【晨版】1942年，署名“晨”的作者在《京报·南京》中发表《最早之平剧影片 谭：定军山·俞：艳阳楼》：
北平燕京公司，摄制旧剧「孔雀东南飞」轰动一时，关于电影取材旧剧，多人主张旧剧应摄成电影，以资永远保存其特有艺术，有人谓旧剧摄为电影，始自梅畹华之春香闹学，暨虞姬舞剑，与夫杨小楼之挑滑车，实则远在谭鑫培俞菊笙时代即有矣。
据戏界闻人万子和氏言，当清末伊等经营大栅栏大观楼电影时，为北京初创电影之阶，一时轰动听闻，获利甚丰，曾摄时事，如隆裕太后出殡等片，颇眩一时，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前半出定军山，不带斩渊，其中请缨，舞刀交锋，谭氏精神抖擞，刀光如雪，诚具老将黄忠风度，又尝摄俞菊笙之艳阳楼打出手，五花八门，备极可观，曾映于吉祥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今此片尚存，惟不知落于谁手，若翻制新片出演，洵称名贵，大足慰一般谭迷之望。8
这个版本基本复述了吴幻荪版的文字，但没有提灌制唱片的事。另外，这次把“隆裕太后”的名字写对了。
- 【学曾版】1942年，署名“学曾”的作者在《新天津》发表《谭鑫培之定军山曾摄电影》，基本是“梨园董狐版”的缩写：
如今伶人多以摄制电影为荣，像谭富英之四郎探母等片，无不名利兼收，其实戏剧摄制电影，在民初时代，有梅兰芳之春香闹学，映演后极受各界好评，非如现在之粗制滥造，清末时谭大王鑫培曾摄定军山一剧，成影片而开戏剧摄入影片之先河，惟不带斩渊，曾在北京吉祥戏院映演，惜乎不知现在此片尚存否。9
此版文字最大变化是将“梨园董狐版”中的“今此片尚存，惟不知落于谁手”，改为“惜乎不知现在此片尚存否”。
目前暂以“梨园董狐版”为最早，后来诸版本文字多有相承，推断都是一个消息来源，可认定属于同一个“独立史料”。由于其版本较多，看到的人应该不少，对后世关于《定军山》电影的一些说法有较大影响，如程季华的文章《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10等。以上版本中，梨园董狐、葆定、吴幻荪都以第一人称的口气，描述了听到“某剧家”对其讲述此事经过，单从文字语气判断，貌似同一人。但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证明“梨园董狐”与“葆定”“吴幻荪”“晨”“学曾”这些作者是同一人。
许姬传对“吴震修回忆”所做的回忆
由梅兰芳述、许姬传记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中，许姬传记下了一段往事：
中国戏剧拍成电影，我所晓得的，最早恐怕要算谭鑫培的定军山了。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我的老友吴震修先生是在无意中撞着他们正在拍摄，可以说是他亲眼得见这么一幕具有京剧历史意义的可贵镜头。他这样地告诉我说：“光绪的末年，我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书。课余，我总喜欢逛厂甸。跨入各书铺子的门，随便翻着各种的书看，就不想再走出来的了。大约是在一个秋季，有一天我照例又晃进了琉璃厂。经过丰泰照相馆附近的一个广场，老远看见临时支着一块白布，有些人在拍照。我走到眼前一望，哪儿是拍照相，简直是在拍活动电影呢。而且还是我们最崇拜的一位老艺人——谭鑫培，扎着一身黄靠，手拿一把金刀，耍了一个定军山里的大刀花下场。旁边站的几位都是谭氏的家属和亲友们。人数并不过多。那位照相馆的老板，是个大块头，跟我很熟，他也在一旁忙着照料一切。可惜拍得不多。一下子就算了事。后来还在「大观楼」电影院公映过的呢。这恐怕是京戏上镜头最早的一幕吧。”梅先生告诉我：“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拍过青石山里对刀的一段，俞振庭拍过白水滩、金钱豹，也都是在丰泰照相馆拍的”。11
这段回忆来自拍摄《定军山》时路过现场的目击证人吴震修。目击时间是“光绪末年”。“末年”这个词并非具体指某一年，而是历史上一个朝代或一个统治者统治的末期。光绪皇帝死后，“光绪”年号沿用至1909年1月21日。那么，“光绪末年”可以是1908至1909年1月之间，甚至包括更早一点如1907年。其中出现了不少细节。不过，由于是许姬传转述吴震修的回忆，讲述者和记录讲述者都可能出现错漏，但是基本事实是看到了谭鑫培演的《定军山》被拍摄成电影。吴震修还记得拍摄的这些内容在大观楼电影院里公映过。此外，许姬传又转述了他听梅兰芳说过《青石山》《白水滩》《金钱豹》在丰泰照相馆被拍成了电影。
许姬传在自己的著作《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对吴震修当年回忆此事的内容再次做了书写：
吴震修先生告诉我：“一九○五年的一天，我走过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看见有人在拍电影，细看是穿了黄靠、带白三（胡子）、手拿象鼻刀、扮黄忠的谭鑫培，我就站定看他们摇镜头，拍的是《定军山》耍大刀的片段。以后，在前门外大观楼，看到这个片段，还看过武生俞菊笙与武旦朱文英拍的《青石山》的对刀；俞菊笙的儿子俞振廷拍的《白水滩》《金钱豹》的片段，都曾在大观楼放映过。”梅兰芳先生说：“这些电影底片早已没有了，但现在看到的这些老前辈的剧照，就是当年拍电影时照的”。12
此版本大致意思和《舞台生活四十年》是相似的，等于把基本内容复述了一遍。最大的变化是把之前提到的年代“光绪末年”秋季的某一天改成了“一九○五年的一天”，有学者认为“大概是为了要与《中国电影发展史》保持一致”。
即使有可能，也并不证明吴震修讲的主要内容不实。两个版本中，梅兰芳说的话不一样，有可能都是梅兰芳说的，只是许姬传回忆时带有取舍的随机性。梅兰芳那句“这些电影（指《定军山》《青石山》《白水滩》《金钱豹》）底片早已没有了，但现在看到的这些老前辈的剧照，就是当年拍电影时照的”和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之《小引》末句相似：“······上面所说的几个戏曲影片，虽然已经不知下落，但现在还可以从戏曲资料中看到当时拍片时的剧照。”13
王越的访问记
1959年，为了编写《中国电影发展史》，王越采访了曾经在丰泰照相馆工作的伙计刘仲明。刘仲明是拍摄《定军山》的亲历者。王越的访问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当年作为邢祖文撰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关于电影《定军山》的原始资料，另一个版本是三十年后根据回忆的重写。笔者不再赘述《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关于《定军山》的论述，因为此版广为传播。梅兰芳《我的戏剧生活》之《小引》中对《定军山》等片的陈述很可能也是参考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说法。
可惜当年王越的采访记录经历“文革”丢失了。改革开放以后，李少白鼓励王越回忆了当时对刘仲明的采访，写成《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以下简称《访问追记》），发表于1988年的《影视文化》上，此文较长，是迄今为止关于这段历史最为详尽的史料。
廊子下借着两根大红圆柱，挂上一块白色布幔。屋内成了谭老板临时起居的地方，他的跟班、琴师、敲锣鼓家伙的，都来了。屋外院子里，那架号称‘活动箱子’的摄影机，摆在了前院后墙边。由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拍照（即摄影），他是丰泰最好的照相技师了。虽然前几天练过几回，但真的上阵，仍显得有些紧张。一通锣鼓过后，布幔后闪出一个戴髯口、持大刀的古代武将来，这就是谭鑫培最拿手的《定军山》里的老黄忠，只见他配合着锣鼓点儿，一甩髯口，把刀一横，立成顶梁柱一般。就听旁边有人喊:‘快摇’，刘仲伦便使劲摇了起来，那时的胶片只有200英尺一卷，很快便摇完了，算告一段落。14
其实王越当时不仅采访了刘仲明，还在大观楼电影院意外认识了三位当年的老观众，也做了采访。老观众们不仅看过《定军山》，也记得影片的画面以及当年公映此片时影院招徕观众的场面：
1959年的下半年我曾去大栅栏大观楼电影院走访过。在那里碰到一个看大门的老大爷，他多少知道一些放映情况；通过他，又找到了两位过去票过戏的老人，也都知道一些。可惜这三个老人的姓名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一位姓董。……这三位老人还隐约记得，“大观楼”影戏院开始放谭老板的《定军山》时，曾找了一帮吹鼓手，在门口大吹大擂。据说这支乐队就很吸引人；因为是西乐和中乐混合组成的，所以人们管这支乐队叫“打洋鼓，吹洋号”的。另外，还有人呼喊着招徕观众，他们喊：“请看谭老板的真功夫！是本人，不是替身，不信您就里边儿请，两个大钱看一看，便宜！”有些人经不住乐鼓和呼喊的引诱，便进去一观。……这几位老人，十几岁时，还看过一次谭鑫培的《定军山》。他们说，拍得人影儿很清楚，一看就知道是谭鑫培，一点儿不假。但是一舞动大刀，就不行了，光看见一支打仗的大刀，在幕上乱转，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还有一段，只看见一只靴子登蟒靠，上半截没有了，可能是拍摄时镜头没有对准的缘故……
《访问追记》有诸多不准确的地方，此文毕竟是王越时隔近三十年后的回忆，记错的地方在所难免，如人名、地名等“误说”，王大正在《〈中国电影的摇篮〉四十言辨析》中做过一些修订。李少白先生认识王越，他说：“我不能肯定王越没有记错的地方，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王越做学问是十分认真的，他绝不会拿这件事去哗众取宠。”15因而《访问追记》的基本事实和部分细节有相当高的可信度。
谭元寿的回忆
黄德泉的研究
源头：据某剧家言
黄德泉的“质疑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初投稿于2005年5月12日，在当时学术研究中，刊登在上海《电影》周刊1938年第14期的《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以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被认为是关于谭鑫培《定军山》电影最早的文献记录，故黄德泉基于该文章论证《定军山》的存在性。
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 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
自国片初行有声，雪艳琴，谭富英摄为《四郎探母》后，说者谓旧剧摄制电影，始自梅畹华之《春香闹学》暨《虞姬舞剑》，与夫杨小楼之《挑华车》，实则远在谭鑫培，俞菊笙时代即有矣。
据某剧家言：当清末时，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映演，此实为北平初创电影之阶，一时耸动听闻，获利甚丰。其时曾摄时事新闻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颇炫一时，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各场面。又曾摄俞菊笙之《艳阳楼》打出手，五花八门，备极可观，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今此片不知落于谁手矣。
这里，从“据某剧家言”一语，便可知此文纯属道听途说，其中事项是真是假还得进一步考证。如此文章作为茶余饭后之消遣和传说，未尝不可，但是在史学研究或史著写作中，如果把它作为史料来直接引以为据，显然是不适当的，其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不能令人信服。据考，“当清末时，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映演”属实。16
至于“曾摄时事新闻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各场面”、“又曾摄俞菊笙之《艳阳楼》打出手”、“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等均未见有人考证予以证实。因此，这些事项在未有确凿佐证的情况下，只能作为传言看待，而不该当作史料，即使它们在将来有可能被考证为史实。
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再次提到有关谭鑫培之电影《定军山》一事的人就是许姬传。巧的是，许姬传曾与梅兰芳有过长期的合作共事，梅兰芳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便是由许姬传记录转述的。关于《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写作，梅兰芳在1951年12月为本书所作的“前记”里说：
姬传是从一九三一年，我南迁以后，开始和我合作的。……一九五〇年的六月间，我同姬传到了北京，住在远东饭店。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决定了我们以后写作的计划。
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里，许姬传以记述者“（按）”的形式提到了谭鑫培拍《定军山》电影的情况，说明此事不是梅兰芳所述，而是许姬传（我）的观点和注释，不过他也是听别人说的。其原文如下：
（按）中国戏剧拍成电影，我所晓得的，最早恐怕要算谭鑫培的“定军山”了。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我的老友吴震修先生是在无意中撞着他们正在拍摄，可以说是他亲眼得见这么一幕具有京剧历史意义的可贵镜头。
他这样地告诉我说：“光绪的末年，我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书。课余，我总喜欢逛厂甸。跨入各书铺子的门，随便翻着各种的书看，就不想再走出来的了。大约是在一个秋天，有一天我照例又晃进了琉璃厂。经过丰泰照相馆附近的一个广场，老远看见临时支着一块白布，有些人在拍照片。我走到跟前一望，哪儿是拍照片，简直是在拍活动电影呢。而且还是我们最崇拜的一位老艺人——谭鑫培，扎着一身黄靠，手拿一把金刀，耍了一个‘定军山’里的大刀花下场。旁边站的几位都是谭氏的家属和亲友们，人数并不过多。那位照相馆的老板，是个大块头，跟我很熟，他也在一旁照料一切。可惜拍得不多，一下子就算了事。后来还在‘大观楼’电影院公演过的呢。这恐怕是京戏上镜头最早的一幕吧。”
梅先生告诉我：“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拍过‘青石山’里对刀一段，俞振庭拍过‘白水滩’、‘金钱豹’，也都是在丰泰照相馆拍的。”17
这篇许姬传的“（按）”与《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前就已经有人拍过了》一文似乎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吴震修”也有可能就是那个“某剧家”，因为吴震修也曾为梅兰芳编排过《霸王别姬》等剧，亦可称为“剧家”。当然，结论有待考证。
无论如何，上述二文无疑均属道听途说。然而，正是此二说经由程季华《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中的一段论述，戏曲电影《定军山》被推到了“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的地位。18
中国人尝试摄制电影，始至北京。
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摄制了京剧“定军山”中之请缨、舞刀、交锋等各个场面，是由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表演的。因为是无声电影，所以只能拍摄这一些动作较多、富于表演的场面。这部短片应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录片，也是在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我国第一次尝试摄制电影，便与民族的传统戏剧形式相结合，这是很有意义的。此外，著名京剧演员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一剧中的对刀一场，及俞菊笙表演的“艳阳楼”中的一段，也都曾摄制过影片。那时的北京还没有电影制片厂，上述这些短片，都是由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在露天广场上，利用日光代为拍摄的。影片制成后，在北京大栅栏的大观楼电影院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映过，极受观众的欢迎，“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
后来，在北京还摄制过一些时事新闻片，如“隆裕太子出殡”等等。19
从文中“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一语的引文注解可知此文源自《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一文，又文中“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拍过‘青石山’里对刀一场”一句可知此文还参考了许姬传的“（按）”，并对二文进行了综合，做了加工，由此《定军山》开始成为“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其主要的“加工”分析如下：
- “推断”部分：由“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和“当清末时”、“光绪的末年”推断出“一九〇八年”，因为《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一文发表于1938年，三十年前便就是1908年了，而光绪的末年正是1908年。
- “改写”部分：由“大栅栏大观楼摄”改成了“都是由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代为拍摄的”，因为大观楼是电影戏园，说拍电影可能说不过去，而照相馆拍电影似乎更可信。由“时事新闻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改成了“时事新闻片，如‘隆裕太子出殡’等等”；由先摄《裕隆太后出殡》后摄《定军山》，改写为先有《定军山》后有《隆裕太子出殡》，因为隆裕太后出殡日期为1913年4月3日。顺便提一下，《裕隆太后出殡》和《隆裕太子出殡》均有误，应为《隆裕太后出殡》才是。
- “取舍”部分：舍“在戏台上摄……”而取“丰泰照相馆附近的一个广场”，进而表述为“在露天广场上”；取“谭鑫培之《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各场面”而舍“耍了一个‘定军山’里的大刀花下场”。
其余则进行综合，并做了一些推理演绎和总结，如“因为是无声电影，所以只能拍摄这一些动作较多、富于表演的场面。这部短片应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录片，也是在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我国第一次尝试摄制电影，便与民族的传统戏剧形式相结合，这是很有意义的”。
程季华的《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一文发表后，电影导演程步高便在1962年11月14日的回忆文章——《中国开始拍影戏》里加以沿用。
到一九〇八年，仍由该馆出面接洽，商得当时北京著名京剧名角小叫天（谭鑫培）的同意，及戏院的协助，在一块空地上，搭露天棚（北京本无摄影场），棚内置舞台布景，利用日光（当时本无灯光），与普通拍照相同，拍摄谭鑫培的《定军山》。当然是拍无声片，故唱功场面均删，只抽《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舞蹈武功动作场面，拍成电影。
这是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京戏纪录片。谭鑫培乃成为中国第一位献身银幕的艺人。
中国第一次拍电影，即与传统的京剧相结合，值得一书。此外还拍著名京剧演员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中对刀一场。其后又拍了《隆裕太子出殡》等时事新闻片。不久那法国人回国，拍片事遂结束。20
很明显，程步高的回忆文章与程季华的那段论述简直如出一辙，甚至连“隆裕太子出殡”都将错就错。当然也有稍许不同，即把丰泰照相馆的独立摄制说成是“该馆”（丰泰照相馆）为法国人接洽拍摄。
为什么会有“谭鑫培之戏曲电影《定军山》”的由来呢？一切都是因为有好事者想要弄明白“旧剧电影化到底始自谁”的问题。究竟“旧剧电影化”是始自梅兰芳，还是谭鑫培，抑或是其他无名之优伶呢？一位生前既是谭鑫培也是梅兰芳老友的一段文字也许可以揭开谜底。此人就是近代日本研究中国京剧的第一人——辻武雄（辻听花）。
辻武雄
1898年8月22日，辻武雄初次来中国，先后到过北京、天津、上海，1906年后应聘到苏州、南京等地任教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辻武雄离开南京，转回到日本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任编辑，1913年10月31日起在《顺天时报》主持戏剧专栏。他经常到戏院听戏，认识了不少京剧演员，写了大量有关京剧的评论，并出版了论述中国京剧的专著《中国剧》。在北京，他不仅熟识知名的谭鑫培、俞菊笙、田际云、王瑶卿等人，而且和梅兰芳、尚小云等关系密切，并对他们的演技大加赞扬，发表的戏评褒多贬少。
他在1921年4月13日《顺天时报》的“秋庐杂缀”专栏中有为《开明电影中之梅兰芳春香闹学》一文，署名听花。其原文如下：
闻东安市场开明电影院定于昨今明三晚加演梅兰芳之春香闹学一剧 可谓剧场以外别开生面矣
晚近以来 助优伶及戏剧之保存与传播者有照相话匣子及电影三种 一则摄写形容 二则发放原音 三则映出演剧 令观者听者亲接其人 诚文明的机器之效用也
近年中国优伶照片逐渐加增 各种唱片亦所在有之 独至演剧之电影则虽有映出者而悉系无名之优伶 毫不足惹观客之目 殊属憾事
闻此次开明院映出之电影系昨年在沪摄取者较之普通戏片别有异彩 一旦映出必有可观 余亦拟日内赴该院观其实景而擅眼福云
由此可见，“旧剧电影化”的确并非始自梅兰芳，但肯定也不是谭鑫培，而只是一些“无名之优伶”。
《中国电影发展史》
几乎与程步高写作那篇回忆文章的同时，“作为关于中国电影历史情况的第一份调查报告”21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也已经于1961年12月由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完成。
在这本“作为第一部中国电影历史著作《中国电影发展史》”22中，关于“戏曲电影《定军山》”等的论述又有了似乎更为合理详细的“发展”，据《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一文称：“《发展史》中关于《定军山》的章节，由王越搜集资料，邢祖文执笔撰写。”。《中国电影发展史》原文节引如下：
中国人尝试拍摄影片，是在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的秋天，由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即今南新华街小学原址）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丰泰照相馆的创办人任景丰，沈阳人，青年时代曾在日本学习过照相技术。
1892 年（清光绪十八年）他在北京开设的丰泰照相馆，是当时绝无仅有的第一家，因此生意非常兴隆，规模日益扩大，拥有照相技师和学徒十余人之多。除照相馆外，任景丰还经营好几家西药房、中药铺、桌椅店和汽水厂，后来又在前门外大栅栏开设了大观楼影戏园。任景丰感于当时中国放映的都是外国影片，而且片源缺乏，于是产生了摄制中国影片的念头。正好那时德国商人在东交民巷开设了一家祁罗孚洋行，专售照相摄影器材，任景丰便从那里购得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一架及胶片十四卷，开始拍摄影片。
丰泰照相馆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是由我国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1846—1917）主演的。……谭鑫培参加拍摄影片的这一年，正是他的六十诞辰，这在谭鑫培的艺术生活中，也是值得纪念的。
谭鑫培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当时为了利用日光，影片的拍摄是在丰泰照相馆中院的露天广场上进行的。摄影师是该馆照相技师刘仲伦，前后拍摄了三天，共成影片三本。这部短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我国第一次尝试摄制电影，便与传统的民族戏剧形式结合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据说谭鑫培稍后还拍摄过《长坂坡》中的片段。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丰泰照相馆又在原地拍摄了京剧著名武生演员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一剧中的“对刀”一场、俞菊笙表演的《艳阳楼》中的一段、许德义表演的《收关胜》中的一段，及俞振庭表演的《白水滩》、《金钱豹》等剧的片段。丰泰照相馆摄制影片的活动，到 1909 年遭受火灾前一直没有中断。1908 年还拍摄了小麻姑表演的《纺棉花》一剧的片断。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这些戏曲片选拍的都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
谭鑫培、俞菊笙等著名演员参加拍摄的这些影片，先后都在北京大栅栏的大观楼影戏园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放映过，“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可见观众对我国自制影片的热烈欢迎。除北京外，这些影片还曾运往江苏、福建等地放映过。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这段论述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和《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的主要论点，并做了合理化处理。
先是做了一些舍弃，即把“曾摄时事新闻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后来，在北京还摄制过一些时事新闻片，如‘隆裕太子出殡’等等”给弄没了。然后又增加了一些说明性的细节化的描述，如介绍了任景丰与谭鑫培的一些个人情况和《定军山》的拍摄细节；列举了一些想当然的拍摄由头等，如“谭鑫培参加拍摄影片的这一年，正是他的六十诞辰”、“任景丰感于当时中国放映的都是外国影片，而且片源缺乏，于是产生了摄制中国影片的念头”、“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这些戏曲片选拍的都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等等；例举了其他的一些短片作为陪衬，包括《长坂坡》、《收关胜》、《白水滩》、《金钱豹》和《纺棉花》等 。
另外，还加进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丰泰照相馆摄制影片的活动，到1909年遭受火灾前一直没有中断”、“除北京外，这些影片还曾运往江苏、福建等地放映过”等等。特别是把《定军山》所谓的拍摄时间提前到了1905年的秋天。
上述这些新增的东西到底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后来，王越在《影视文化》1988年第一辑上所发表的《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一文道出了真相，原来又是听人说的。在这篇文章里，王越以“刘仲明”等几位受访者的口吻，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任景丰的一些个人情况以及《定军山》拍摄和放映的情景。然而，文中所述漏洞百出，如“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也就是谭老板大寿整六十的那年”就是一个错。据查，谭鑫培的生年本不见记载，只能从其卒年推知：
戏剧大王谭鑫培病重昏迷死而复活虽有妙药无如大限已到故于十日上午七点十五分钟故去年七十一岁……23
按此，谭鑫培“六十诞辰”应是1906年。
倒是文中提到的“著名北京掌故专家张慈溪先生”确有其人，据查，“张慈溪”应为“张次溪”才是。关于丰泰照相馆拍摄谭鑫培《定军山》电影一事，张次溪在解放后的一篇文章中确曾提到。这说明王越的确在张次溪的推介下采访过一个叫“刘仲明”的人，但却不能证明刘仲明所说就是真实的。
张次溪一生著述丰富，涉猎极广，对中国戏曲也颇有研究，所辑《燕都梨园史料》就是一部研究清代戏曲极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汇编。关于谭鑫培的事迹，张次溪早有研究，并曾在《戏剧月刊》第二卷（1929年）第一期以及第三卷（1931年）第十二期（谭鑫培专号）分别发表《伶苑》和《英秀史料》两文，只是文中都未见有谭鑫培拍电影事。直到解放后在他的一篇署名张涵锐、题名《琉璃厂沿革考》的文章中提到：
园内土地祠内所陈列者，亦多旧书及字画。祠内旧有丰泰照相馆，为北京照相馆最早之一家，在清末曾拍摄谭鑫培定军山剧照，为北京拍制电影片之嚆矢。24
由此看来，他似乎也是听“刘仲明”说的。
由于《中国电影发展史》是“作为中国第一部电影历史著作”出版的，因此其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信奉与附和者多多，试举几例：
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
梅兰芳在《我的电影生活》“小引”部分有如下叙述：
戏曲搬上银幕，历史最早的应该说是在清代光绪31年（1905年），北京琉璃厂内丰泰照相馆为京剧界名老生谭鑫培拍的《定军山》耍刀的片段，以及名武生俞菊笙（杨小楼是宗俞派而后发展为自成一派的）与名武旦朱文英（和我合作多年的朱桂芳是他的儿子）合拍的《青石山》的对刀，名武生俞振庭（俞菊笙的儿子）拍的《白水滩》、《金钱豹》。这些片子都先后在北京大观楼（大观楼在前门外大栅栏，始建于光绪年间，一直使用到解放后，1960年9月改建为立体电影院）上映过。上面所说的几部戏曲影片，虽然已经不知下落，但现在还可以从戏曲资料中看到当时拍片时的剧照。25
这里提到的丰泰照相馆所拍的几部片子及其放映地点，都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所述的一致，只是多加了照相馆内拍的说明。梅兰芳为1894年生人，18岁时就得到过谭鑫培的提携，曾与谭鑫培合作演出过《汾河湾》《四郎探母》等剧，按理，果真有谭鑫培拍《定军山》一事的话，他应该对此有更详细的了解，为何不说呢？其中是否有苦衷，不得而知，只是梅兰芳在《我的电影生活》“自序”里称：“《我的电影生活》在成书时，我又把全稿校订一回，并参考各方面意见，对某些章节作了或多或少的增删修改。”
对于谭鑫培拍《定军山》一事的更为详细的情形，梅兰芳本人没有说，但是他的“常任”秘书许姬传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许姬传的两种不同说法
第一种说法就是前文所述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里的那段“(按)”；这第二种说法见于许姬传所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谭鑫培的艺术道路”一节之七“谭鑫培的影片蜡筒唱片”。两种说法都是吴震修告诉许姬传的，按理，同是吴震修一人说的，其话语应该是一致的，然而许姬传再次引用时就判若两人了。请看这第二种说法：
吴震修先生告诉我：“一九〇五年的一天，我走过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看见有人在拍电影，细看是穿了黄靠、带白三(胡子)、手拿象鼻刀、扮黄忠的谭鑫培，我就站定看他们摇镜头，拍的是《定军山》耍大刀的片段。以后，在前门外大观楼，看到这个片段，还看过武生俞菊笙与武旦朱文英拍的《青石山》的对刀；俞菊笙的儿子俞振庭拍的《白水滩》、《金钱豹》的片段，都曾在大观楼放映过。”梅兰芳先生说“这些电影底片早已没有了，但现在看到的这些老前辈的剧照，就是当年拍电影时照的。”26
对照许姬传的前后两种说法，不仅吴震修说的话变了，就连梅兰芳的说辞也不一样了。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以前的“光绪的末年”“大约是在一个秋天”的“有一天”变成后来的“一九〇五年的一天”。前文已述，如果吴震修所见属实的话，时间最早只能在1908年5月，因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此时才迁址于琉璃厂。许姬传何以要把吴震修所说的“光绪的末年”即1908年改为1905年呢？大概是为了要与《中国电影发展史》保持一致吧。
号称“补白大王”的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自1913年起就在报刊发表文字。他在所著的《艺林散叶续编》27也称：“一九〇五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摄谭叫天之《定军山》活动影片，为京剧上银幕之始，摄者刘仲伦。”可是，他在先前的《艺林散叶》中对此却未曾提起过。
陆红实的《任庆泰与首批国产片(戏曲影片)考评》28和王大正的《关于中国电影诞生三处质疑问题的订正解析》29虽小有质疑和考证，但基本上是沿袭《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暨王越访问追记里的观点。如陆红实对“丰泰照相馆开设于1892年”、“1909年丰泰火灾”等事项显然未考，而王大正虽然对此有所考证，但也有不真和不彻底之处。
行文至此，“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的轨迹便清晰可见了：先由《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的“据某剧家言”综合《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许姬传“(按)”的“他(吴震修)这样的告诉我说”，于是便有了程季华的《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由此，再结合王越《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中的“刘仲明说”，进而就有了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有关论述；之后，就是各种各样不计其数的对《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有关“戏曲电影《定军山》”论述的沿用及其附会之辞。
如上所述，所谓的“戏曲电影《定军山》”只不过是传言而已，没有确凿的史实依据。
王越《中国电影……访问追记》更多错误
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有关《定军山》章节，暨王越《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 “丰泰” 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中的诸多错误，本文不一一列举，下面仅就丰泰照相馆的有关事项，提供一些史证并略做分析：
1、载于1894 年8月15 日至9月13 日上海《申报》上一则 “丰泰照相馆京都第一” 的广告，其文案如下：
丰泰照相馆京都第一
西法照相有临空活现 有着纸无神 有数年退淡 有积久不变者皆由技艺不精 器具不善 本馆在京城琉璃厂土地祠西开设六载 四远驰名 皆由考究上等镜子等器 无论照人 以及山水飞禽跑马各得其神 并且重用金银药水 房屋洁净无尘 男女分座不混 园中花卉假山竹树 清雅无比 凡仕宦诸公到京请至敝馆照顾游览可也
从文案中的 “本馆在京城琉璃厂土地祠西开设六载” 一句便可推算得知丰泰照相馆开设于1888年，位于北京琉璃厂土地祠西。因为去丰泰照相馆，可以走捷径，从厂甸经由土地祠穿过，所以人们常常以为丰泰照相馆是在土地祠内。再者，由于土地祠是为标志性建筑，久而久之便成为附近地域的地名代称，就像 “小西天” 本为牌坊名，后渐成地名代称。
琉璃厂土地祠在1916年时，因市政公所勘修新华大街被勒令拆让，在新华大街及海王村公园建成后重修，其不足之款由全厂热心绅商捐助。但是在1919年刻成的 “重修琉璃厂土地祠记”30石碑所列的 “捐资人暨铺号” 名单里并未见有丰泰照相馆或任景丰的名字。如果丰泰照相馆真是设在土地祠内的话，不捐资说得过去吗？而此时，丰泰照相馆依然存在。31
至于王大正在《关于中国电影诞生三处质疑问题的订正解析》中 “丰泰照相馆” 一节所称 “土地祠是个递进的院落，前院是安平水会……中院是空场，后院才是丰泰照相馆” 也是未经考证，照抄 “刘仲明” 的说法。
据1919年所刻《北京琉璃厂安平公所记》32载：
前清咸同之世琉璃厂设有小锣会 公议团防 假吕祖祠为会地 名曰从善水会 经理无人 几同虚设 光绪五年岁次己卯 全厂绅商议复旧观 当有李钟铭……诸善士首先出资并广募巨款购土地祠左近隙地建筑房舍 置备械具 轮班值日 通力合作 更名安平水会 取安宁静平之义……
由此可见，安平水会根本不在土地祠里，而是 “购土地祠左近隙地建筑房舍”。
如此看来，说安平水会、丰泰照相馆在土地祠，并非说它们真的是在土地祠内，这里 “土地祠” 仅当地名而已。由此也可证明刘仲明所言——土地祠是丰泰照相馆的大本营，与事实不符。
2、清人杨静亭所编的《都门汇纂・杂记》(1873 年刻本）第11页有记：
潘惠南照相 广东南海县人 精得西洋妙计 照影传神 纤毫毕肖 即山川 楼台 花木 字帖 俱可顷刻成就 真是巧夺天工也在大栅栏西口内路南。
由此可见，至少早在1873 年以前北京就有照相馆了。只是这 “潘惠南照相” 的地址与 “大观楼” 的地址一样，都在 “大栅栏西口（内）路南”，二者及其主人是否有什么承继关系，不得而知。
3、1908年5月5日北京《顺天时报》第1862号第七版“京师新闻 火劫两则”的新闻：
京师新闻○火劫两则
日昨上午十一钟 琉璃厂土地祠丰泰照相馆忽兆焚如 大同报馆亦受损伤 幸经安平水会扑灭 然该铺经理人刘重伦君 自京师火灾发现后即严嘱同人谨慎火患异于寻常 今遭此灾 噫亦奇矣 同时草厂十条胡同某铺户亦遭祝融之患云
据此，可知丰泰照相馆曾于1908年5月4日遭受火灾。重建后的丰泰照相馆于1909年1月25日开张。33
按此，若吴震修所言所见是真的话，当是在丰泰照相馆灾后重建之际，试想，要在这个时候拍电影，说得过去吗？除非是拍照相，还有可能。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确切证明“戏曲电影《定军山》”的存在，因为想要证明其存在的人所引用的所谓证据，不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就是张冠李戴、乱点鸳鸯。
《中国电影发展史》把京剧《定军山》“谭鑫培黄忠扮相”戏装照误当成电影剧照来佐证戏曲电影《定军山》的存在就是乱点鸳鸯谱的例子。何以见得“谭鑫培黄忠扮相”是戏装照而非电影剧照呢？从前人的记载便可知。
请看1933年9月9日天津《北洋画报》第983期第三版上署名杀黄的一篇题为《谭照小记》的图文：
谭鑫培以伶界大王之尊，幸未如孙菊老之“三不主义”，因之得有数面唱片，几张小照之流传；使仰慕其盛名者，能有一些微音容之追寻。以其小照一项言之，剧装照者则有《汾河湾》、《南天门》、《定军山》、《四郎探母》、《阳平关》、《群英会》等。
汾河湾与王瑶卿合摄，凡两式一为谭左王右，作拔剑状；谭右王左，作举剑欲斩状。南天门亦有两式，其差别殊微渺，只一作二人对视状，一则二人均扬“水袖”作正面，而谭之眼神向前侧方注视而已。
定军山亦有两种：其差别不在姿态，在其所持之刀，一为尖头者，一为圆头者，《剧学月刊》曾以是为谜，谓谭氏之用刀，向为圆头者，其所摄之片，又决非换刀再照，其何以歧异？征求读者猜测，后未闻其结果如何也。
四郎探母一种为“甩发”坐桌侧者；一种为“凤帽”提鞭正面立者。阳平关则与“杨小楼”合摄。在各片中，此照神情最为颓唐，或系晚年所摄者，亦未可知。群英会为包丹庭君所藏，纱帽官衣多半身侧面立，最早曾刊于上海某画报，《北京画报》，大东书局发行之《戏剧月刊》谭鑫培专号中曾刊之。尚有与田桂凤等合摄之翠屏山（石秀）一幅，于美美画报曾一见之。
至如便装：……
文中提到《定军山》剧装照有两种，区别在于所持之刀或圆头或尖头。经查，《中国电影发展史》所引用的为圆头刀者，而《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插页所引用者为尖头刀。这两张照片曾同时刊于《剧学月刊》1932年第一卷第四期的封底，并题有“谭鑫培黄忠扮相之谜”。原刊在图片的两侧有如下题字：
这两张都是谭鑫培扮的黄忠，架梁神色，一般无二，但手中之刀头，一尖一圆，谭氏向用圆头刀，人所共知，但何以有“尖头的”出现，而又决不是“换刀再照”。何以有此歧异？其中自有一个缘故，请读者一猜，猜著者赠本刊一册。
把以上两则前人的记载及其照片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那张广为传播的所谓“谭鑫培《定军山》剧照”和《当代电影》2005 年第6期插页中所谓“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图片相对比，它们完全吻合，的确一圆头一尖头。因此，可以确定《定军山》“谭鑫培黄忠扮相”是戏装照，而非电影剧照。为便于对比，本文将《剧学月刊》本期封底翻拍附上，只是“谭鑫培黄忠扮相之谜”仍旧无可考，可能成为永久之谜，确属遗憾。
据称，《定军山》“谭鑫培黄忠扮相”为丰泰照相馆所摄，因未见有史证，本文不敢妄言。至于“丰泰照相馆与谭鑫培的话匣子”则是确有其事，有1913年9月23日(癸丑八月二十三日）北京《顺天时报》第3536号第五版的“本京新闻○叫天特色”所记为证：
优人谭叫天为二十年来剧界之泰斗 近二年 该优因年逾花甲 故久不搭班 而社会渴想之忱难以言喻 兹有商人任景丰以谭为风中之烛 以后难觅其匹敌 故于日前邀其在丰泰照相馆内将其擅长之剧词调贯入留音机器以作将来稀珍 惟闻是日谭唱剧词六段 每段词约十余句 而谭所得剧价共计三千元 每一唱段价值五百元 其事亦不可不谓为特色矣
这里，任景丰以商人的独具慧眼，不惜三千元重资将谭鑫培“擅长之剧词调贯入留音机器 以作将来稀珍”。而此时的“大观楼电影戏园”开张不过百日，为什么任景丰不把谭鑫培擅长之剧拍成电影来供自己影院的商业放映，却只是将其词调贯入留音机器呢？理由很简单，一则丰泰照相馆当时根本没有条件和能力拍电影，再则“今日剧界北人辙曰听戏 南人辙曰看戏……惟北方人士观剧 每重唱而轻做 故一般优伶最苦心于喉嗓 坐客最注重于歌曲 舞台上一切设备据此而行……”34
可想而知，当时电影尚处无声阶段，把戏剧拍成电影，在北京也没有市场，因为北京地处北方，人们把观剧叫听戏，重唱而轻做。即使丰泰照相馆能拍电影，任景丰也不会去做这赔本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至于后来梅兰芳之《春香闹学》电影也不是在北京拍的，而是在上海拍的。上海地处南方，人们称观剧为看戏，轻唱而重做，即使是无声的戏曲电影看起来也津津有味。于是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用“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这些戏曲片选拍的都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来解释丰泰照相馆拍《定军山》之“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显然有悖北京地方情事，也属张冠李戴之一例。由此，亦可以反证“戏曲电影《定军山》”之不存在。
另外，有人曾以发现过丰泰照相馆的账本来企图证明“戏曲电影《定军山》”的存在，如《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所称：“《发展史》编撰的时候，王越曾经找到过丰泰照相馆的账簿”，只是这个企图是没有说服力的。王越见过丰泰照相馆的账本及其上面所记谭鑫培的账目并不奇怪，但是它却不足以说明《定军山》存在的问题，一因为账本中所记的账目也可能就是丰泰照相馆支付给谭鑫培“将其擅长之剧词调贯入留音机器”的这“三千元”酬劳。
综上，如辻武雄所言：“助优伶及戏剧之保存与传播者有照相话匣子及电影三种”，亦如杀黄所称：“谭鑫培以伶界大王之尊，幸未如孙菊老之‘三不主义’，因之得有数面唱片，几张小照之流传”。由此看来，谭鑫培及其戏剧之保存与传播至今者，仅有照相、话匣子这两种，独无电影，所谓“谭鑫培之戏曲电影《定军山》”当属误传。